现实中，跨国公司发展与政府的关系，通过发表其自认为合理、且有利于自身的见解，来影响中国政府规制议程设定的优先次序和实体内容。

合法性论证材料应重点说明拟出台的政策符合立法的原理和精神。[9] 以中国美国商会的组成和运行为例，中国美国商会是由在华美国企业组成的非赢利性机构，总部设在北京，拥有近2700名企业及个人会员。

例如倡导全球化规制，要求信息公开、平等对待、简化程序、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这也符合我国企业和公众的利益，也与当前简政放权、行政审批改革、加强市场监管等改革方向相一致，使得法律制度更趋全球化。笔者试图通过能公开搜集到的实证性素材，围绕跨国公司和政府关系这一论题展开写实性的描摹，来分析跨国公司以怎样的组织形态，利用怎样的正式和非正式的途径，如何来影响中国的政府规制体系，又如何从程序面和实体面，来规范跨国公司和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使其走上规范之途。[8]例如：《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年鉴》（2006）中附的2005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工作纪事中，录有跨国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来访的记录条目为25条，其中有跨国公司董事会主席、总裁、副总裁、首席执行官等高级经理人来访的条目为17条，在这17次来访中，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副局长参加会见的共有13次，占了76.47%。RDPAC 会借助媒体发布对药价政策、药品专利政策、药品许可政策、医疗保险制度的见解。跨国公司不仅仅是被规制的对象，也不仅仅是游说者，更成为公私合作规制治理网络的一部分，发展出共同的治理目标、治理手段，并共同促成法律的实施。

[26]中国行政政策的形成或有较强的自主性，跨国公司较难俘获（capture）中国行政机关，但有可能对行政机关施加正向或负向的影响（influence）。因此应建构开放、反思、多元的政策形成程序，让不同主体在政策形成中享有相称的权重，防止跨国公司的声音占过重的比重，还应理性听取企业、协会、专家、消费者、媒体的观点和立场，特别应注重听取受到不利影响的利害关系人的意见，使得政策内容更趋合理化。在这个意义上，通过全体选民产生的美国总统行使的执政权，担负的是人民意志和宪法的守护者之责。

[36]不仅如此，政治宪法学有着自己独立的理论追求。法国在第一共和国时期以参议院为宪法的守护者。因此，市民社会中分散的个体公民如何从被动的法律服从者重回主权者的主动地位，既保证享有充分的制度渠道，还有代表专门建构和弘扬其主人翁意志，这正是政治宪法学的理论任务所在。从人性而言，每个个体都是利益的主体，有着自己的欲望、偏好和信念等主观性。

同人权与宪法权利一道，它们都可归为自由的范畴。批判性既包括对公权力恣意的批判，也包括对自身私利意识的批判。

康德在认知哲学领域的贡献无出其右者，他对政治哲学命题，特别是代议政府的分析亦具有少见的明晰性。卢梭将构成主权人民与臣民之间联系的中间项称之为执政者，它的政治地位和功能源自主权者的委托，它以主权者的名义行使权力，而自身不可能具有任何其他权力的来源。在这种政治宪法结构中，对应前述两种执政权模式，可以发现两种人民代表的结构。也就是说，美国的政治体也是政党（总统）执政权与代议政府执政权的混合政治结构，总统作为政党的代表成为主权人民与臣民的中间项，负责沟通二者。

第一种观点是将党章与宪法混为一谈，认为在既有的成文宪法之外，还可在党章党纪中发现不成文宪法。4）主动地位（status activus）是指个人有权参与国家权力的行使，首先是通过选举权。赋予公民这种地位的时候，也必须使其具有超出自然自由的能力。这场论战引发了后续大量讨论，但有两个重要疑问很少为人关注：一是民选总统与宪法法院难道不能同时成为宪法的守护者吗？二是宪法法院一定是司法机关吗？ 规范/司法宪法学的基本立场在于，宪法是规范的集合，适用宪法规范的机关是宪法法院，因此，主张设立宪法法院是标准的规范宪法学的诉求。

事实上，宪法法院具有司法属性不假，是否一定是司法机构则有待商榷。市民社会虽然构成了抵御国家恣意的重要缓冲地带，一旦它过度壮大，就有吞噬国家的危险。

在耶利内克看来，公民相对于国家总体上具有四种地位：被动地位、消极地位、积极地位和主动地位。它不认为当前西方主流国家的政治制度是现代政治体的唯一实践形式，在政党执政模式和政府执政模式的结合上，西方的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展示出不同的实践方案，而中国的政治宪法学要为中国的政治实践提供现实洞察和理论构想。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只是从主权者、政府和臣民三个要素分析政治体的基本原理，他之后，黑格尔、马克思、韦伯等思想家更多倾向于从社会视角来观察国家的运行。首先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在人民主权原则的前提下处理主权者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这长期以来成为理解美国政体的主流观点。作为使命代表，共产党根据时代的要求走在历史潮头，主动承担历史使命，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时刻保持其先进性和高度自觉的政治意识。摘要:  有政治宪法学者以卢梭的政治平衡公式作为理论基石，但其理论建构并未能充分涵盖国家治理的开放性和复杂性。其次，近代法政理论一般从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关系入手，讨论政治体如何保障公民的各项自由权利，对于市民社会在其中的地位较少涉及。

[29] 格奥尔格?耶利内克：《主观公法权利体系》，曾韬、赵天书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7-172页。同政治宪法学关注党在政党执政权模式中的地位不同，规范宪法学认为只有一种代议执政模式，对于政党执政模式通常避而不谈。

然而，化解之道若是局限在国家政府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关系上，经济危机便会不断复制性的频繁爆发。回顾历史，除了凯尔森与施米特的宪法守护者方案之外，英国在克伦威尔之后提出斯巴达五长官制来维护其秩序。

黑格尔构建了一个复杂的市民社会结构，包含三个主要环节：需求的体系（市场经济）、多元体系（自愿组织、同行公会）和司法的体系（警察与司法机构）。[2] 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28]然而，这一点在实践上并不尽如人意。同样，政党政治兴起于17世纪，伴随着英国的议会民主而出现。因此，我国宪法结构具有更为明显的政治性，宪法序言中明确规定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所有国家机关都要服从党的领导。[18] 林来梵：《宪法学讲义》（第二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249页。

[26] 普通民众可以无需进入政府内部就可借助公共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与政府产生互动。自由市场、公民自发组织、社会交往的扩大和深化，独立成为一个体系。

至于结合者，他们集体地就称为人民，个别地，作为主权权威的参与者，就叫做公民，作为国家法律的服从者，就叫做臣民。由此可以发现，共同体的个体成员持守在政治体生命的两端，以不同的方式行使着主权者的权力，当他们行使的是制宪权的时候，表达的是主动的主权者地位，当他们不得已而走上街头广场，以广场政治的形式颠覆旧的政治体，所担当的是被动的主权者地位。

[18] 因此，国体概念已然包含在宪法之中，可以通过执政党的作用和代议政治的对接从而将党的执政权融入代议执政结构之中。在新近兴起的宪法教义学的研究者看来，宪法司法化已经属于传统的宪法学研究命题，不是所有的违宪案件都适合由法院加以审查。

[10] 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72页。因此，民事裁判权的形成还有待市民社会的发育，这在卢梭和康德的时代还远没有展开，康德从理论上提出的司法权其实是后来的宪法诉讼的雏形，关于这种终局司法权在政治宪法结构中的地位将在后文进一步加以论述。可是，政治体的平衡结构是否充分揭示了政治宪法的核心内容呢？事实上，就卢梭的政治体结构来说，它表达的不只是一种连比例平衡关系，而是人民主权统领下的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陈端洪教授的努力，他借助卢梭《社会契约论》中的政治体平衡结构为宪法奠基，将我国宪法学对国家和政体的认知提升到一个新高度，故本文主要关注的是陈端洪的政治宪法理论。

三、人民主权与政府的代表性关联 如前述，在现代宪法结构中存在两种执政模式：政党执政与代议政府执政。[20] 作为整体的政府是一种三重人格之间的实践推理关系，处于经验层面的议会立法权、政府行政权与法院的司法权自成一个系统，但它们并不直接对应人民意志的理念，实则表达的是一种代议政府的运行机制，既非议会，也不是行政和司法机关构成了人民代表。

二、人民主权与执政权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人对政治体结构的思考从未停止过。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失衡可能导致两种结果，国家的社会化和社会的国家化，其结果是公共领域的消失，无法区分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

政府和主权者往往被人混淆，其实政府只不过是主权者的执行人。从社会生成史观察，市民社会不是一种自然形态，而是具有人为构建性的社会形态。